[摘要] 中國會繼續(xù)堅定地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今年,中國經濟穩(wěn)定向好的決心是很大的。我們會高度重視經濟社會穩(wěn)定發(fā)展,化解各種經濟風險,同時會繼續(xù)推動“一帶一路”,并為此付出更大的努力。
世界經濟形勢和中國經濟發(fā)展,會是一個怎樣的趨勢?去年上半年,我們判斷世界經濟存在五個不確定性。
最大的變量是美元加息因素。今年這個因素依然存在,但預期已經釋放了,相信沖擊會比去年小些。
中國經濟是個什么情況,也是大家關注的焦點。我們都知道,中國存在經濟下行的壓力。如果從中國經濟自身來看,能夠從2008年到現在一直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,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3%,的確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但是,如果從世界經濟大背景來看,中國經濟發(fā)展態(tài)勢對世界經濟也是一個大的變量。
總的來看,美元加息和中國經濟發(fā)展態(tài)勢,這兩個因素是影響世界經濟的兩個決定性變量。
接下來值得關注的情況是,各個國家和區(qū)域經濟發(fā)展速度的分化。這較為明顯地體現在金磚五國上。比如,中國和印度依然保持比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,但俄羅斯和巴西就差了些??梢哉f,世界各國經濟發(fā)展速度的分化特征越來越明顯。
另一個是全球治理還沒有普遍的共識,直到去年9月份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才形成了“杭州共識”,從原來的量化寬松轉向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
影響世界經濟的變量中,還有一個個“黑天鵝”事件。一般來說,“黑天鵝”事件是小概率事件。以前我們擔心的“黑天鵝”事件,是在某些國家會不會發(fā)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問題。現在我們看到的一系列“黑天鵝”事件,主要表現為地緣政治沖突,如烏克蘭事件、敘利亞問題和之后的難民問題等。同時,“黑天鵝”事件正在逐步由地緣政治沖突中的小國家,開始延伸到發(fā)達國家本身。這都說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,世界經濟的長期低迷造成了國際關系的緊張,由此醞釀出諸如民粹主義、民族主義思潮的高漲。
不過,我們也看到了世界經濟一些重要的新變化。
首先,世界經濟還是朝著微弱復蘇的方向行走。歐洲的經濟與2015年相比已經有了復蘇,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也開始好轉。在“一帶一路”沿線,有11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在6%以上。據估計,世界經濟2017年會繼續(xù)沿著弱復蘇的方向前行。在弱復蘇中,世界各國的就業(yè)情況總體好轉。這都使我們對今年經濟持謹慎樂觀的態(tài)度。
其次,中國2016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在前三個季度都是6.7%,第四季度是6.8%。中國學者認為,2016年我們的經濟開始穩(wěn)定了。從2017年頭兩個月的增長速度來看,我們的發(fā)電量增加了6%以上,鐵路運輸量增加16%以上。因此,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穩(wěn)定向上的趨勢,應該說還是在延續(xù)。
再次,不能不提到的是,“一帶一路”的建設已經有三年多時間,進展超出預期,很多重大項目已經開工。我日前到了柬埔寨、菲律賓和老撾,看到很多開發(fā)區(qū)。比如,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(qū),入駐的企業(yè)很多,有109家,其中包括法國、中國臺灣地區(qū)和韓國的企業(yè)。
最后,更重要的是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達成的“杭州共識”,可以說是這輪結構性危機治理的轉折點。非常希望今年7月在德國召開的峰會能夠繼續(xù)延續(xù)這個良好勢頭,推動世界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,推進結構性改革。
當然,問題也不是沒有。所以,我是持謹慎的樂觀。具體來看,問題出在哪呢?下面提到的這些問題,值得我們展開深入思考,甚至要在理論上想辦法突破。
一是量化寬松政策無力扭轉世界經濟頹勢。量化寬松與經濟低速增長成為悖論,這兩者是相反的。
二是低利率與低投資并存困局。傳統(tǒng)經濟學無法解釋低利率和低投資悖論,這兩者也是相反的。
三是全球債務占GDP比重進一步加大,出現了高債務與低需求、低貿易增長的悖論。這兩者也是相反的,和傳統(tǒng)經濟學上的解釋不一樣。
四是全球FDI(外商直接投資)放緩凸顯投資動力不足,出現了要素流動受阻與市場化配置資源的悖論。按理說,如果量化寬松以后,FDI應該是放大的,現在反而放緩,投資動力明顯不足。
五是產能過剩與需求萎縮的矛盾加劇,出現了滯脹與潛在通脹悖論。
六是全球貿易增速持續(xù)低于經濟增速。很多年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了。貿易的增長速度低于經濟增速度,導致貿易增長的引擎作用與低增長、低貿易的悖論。戰(zhàn)后,國際貿易一直發(fā)揮著引擎作用,但現在這個作用似乎正在變弱。
此外,包括民粹主義興起導致全球化進程受挫、美元加息加劇全球金融市場波動、投資貿易規(guī)則碎片化、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等,都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世界經濟發(fā)展面臨的新問題、新矛盾。
這幾個問題,我們在理論上怎么認識?我個人認為,這與信息技術革命中金融工程的過度發(fā)展有關系。2008年以來的結構性危機,不僅僅是工業(yè)產品的過剩,而且還是金融產品的過剩。很多金融產品脫離了實體經濟,脫離了貿易。如果這樣想,我們就可以解釋前面的幾個悖論了。當然,這僅是沒有經過充分論證的觀點,需要進一步作出詮釋。
在短期世界經濟謹慎樂觀、向好和弱復蘇的背景下,美國怎么看待和處理世界經濟與美國經濟的關系,需要引起關注。從近來中美兩國的交往來看,我們有理由相信2017年中美關系能夠有比較好的解決方案。同時,我們和歐洲關系整體上也是比較好的。如果能夠把中美、中歐經貿關系處理好,又在不準備打貿易戰(zhàn)或者不打大的貿易戰(zhàn)上達成管控共識,那2017年世界經濟還是能夠保持較好發(fā)展勢頭的。所以,在短期對策中,我認為處理好中美經貿關系是一個重大的事情。同時,德國正在籌備二十國領導人峰會,財長會議已經召開,希望這次峰會能夠繼續(xù)延續(xù)“杭州共識”。
中國會繼續(xù)堅定地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今年,中國經濟穩(wěn)定向好的決心是很大的。我們會高度重視經濟社會穩(wěn)定發(fā)展,化解各種經濟風險,同時會繼續(xù)推動“一帶一路”,并為此付出更大的努力。
(作者為上海市社聯主席、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、教授 王戰(zhàn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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