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人口快速增長，同時，日漸富庶的人們在扔掉越來越多、越來越大、越來越貴的東西——比如家用電器，2013年北京人拋棄的電視合計2.4萬噸，而在2011年，這個數(shù)字是4.6萬噸。
很多人埋怨，由于混裝——家庭垃圾分類處理推進遲緩，中國的城市垃圾難以被消化而導致堆積。不過，從裝運開始——當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進垃圾車，分類也好、混裝也罷，它們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旅行？
現(xiàn)實中的垃圾流轉，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層面同時運行的兩個鏈條?！恫t望東方周刊》希望以詳細、全面的調查，揭示垃圾流轉鏈條中的關鍵環(huán)節(jié)。
垃圾流轉的隱秘鏈條
在政府巨大投入之外，如何利用經濟杠桿調整垃圾流轉鏈條上的不同角色，在垃圾被焚燒、堆肥、填埋之前就做到減量處理。
2013年，北京的城市垃圾量達到5年來的新高，只略遜于全球賓客云集的奧運會之年。在中國人經濟生活劇烈變化的背景下，大多數(shù)城市的垃圾量也在刷新紀錄。
在中國城市垃圾問題空前嚴峻之時，《瞭望東方周刊》希望用迄今為止相對更詳細、全面的調查，揭示垃圾流轉鏈條中的關鍵環(huán)節(jié)。
我們原本希望展現(xiàn)城市垃圾自產生到最終處理的全過程，但正如本文中所揭示的，僅在流轉部分，其復雜性和利益糾纏就已遠遠超出想象。
對于流轉鏈條的詳細復現(xiàn)，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人們基于觀感的某些習見。
比如垃圾分類處理，由于終端處理能力的提升，特別是流轉過程中對經濟利益杠桿極其敏感的層層分揀，分類垃圾桶“一股腦都倒在垃圾車上”的問題，看來并非核心所在。
另一方面，可能很少有人了解的是，業(yè)內對于目前是否有必要開展垃圾分類處理，還存在極大爭議。
對于城市垃圾流轉環(huán)節(jié)的追溯和梳理，也刷新了我們的認識：
首先，目前城市垃圾的嚴峻形勢，既來自歷史存量，又源于社會經濟變化帶來的生活方式的改變。因此，源頭控制是首要問題。
第二，在政府龐大投入之外，如何利用經濟杠桿調整垃圾流轉鏈條上的不同角色，在垃圾被焚燒、堆肥、填埋之前就做到減量處理，還需要有更細致、更嚴密的思考。
然后，可能才是引人關注的最后處理方式。
當然，這絕不意味著居民家庭層面的垃圾分類毫無意義——它對于垃圾流轉中的有效回收仍具有極大影響。但，也要明白，從現(xiàn)實考慮，目前的一切政策設計，還需要以家庭分類的乏力為前提。
與之有關，城市垃圾處理也需要以今日中國的社會經濟實際狀況為基礎。這樣，會有利于在了解它的復雜性的基礎上，做出正確的舉措和切實的引導。
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：北京正在推進設立“垃圾減量垃圾分類指導員”，即可能有7萬人戴上“綠袖標”，其每人每月約600元的報酬由區(qū)縣財政承擔。
現(xiàn)在，對于“綠袖標”的設置正在調整，希望分成幾層，加強管理設計，從而做到“減員增酬”。
一些區(qū)縣為推進垃圾分類還設立了“二次分揀員”，他們每月領1200元薪酬，站在垃圾桶旁邊，而人們看到，這仍無法促使居民進行分類拋棄。
面對這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前所未有的垃圾處理挑戰(zhàn)，政府力與市場力、社會力的整合，乃至于政府內部力量的協(xié)調統(tǒng)一，是一件小視不了的大事兒。
而《瞭望東方周刊》隨后也將對城市垃圾的源頭及其最終處理，進行更為詳細的觀察。
垃圾都去哪了
人數(shù)在十幾萬至30萬之間的拾荒者，是北京垃圾問題的關鍵環(huán)節(jié)之一
按照北京市環(huán)保局發(fā)布的《北京市2013年固體廢物污染環(huán)境防治信息的公告》，在這一年，北京市生活垃圾產生量671.69萬噸，日均產生1.84萬噸。這是2008奧運會之年以來的新高。
北京人口快速增長，同時，日漸富庶的人們在扔掉越來越多、越來越大、越來越貴的東西——比如家用電器，2013年北京人拋棄的電視合計2.4萬噸，而在2011年，這個數(shù)字是4.6萬噸。
很多人埋怨，由于混裝——家庭分類處理推進遲緩，中國的城市垃圾難以被消化而導致堆積。
不過，從裝運開始——當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進垃圾車，分類也好、混裝也罷，它們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旅行？
比如一只塑料飲料瓶，是不是真的因為與同一桌晚飯上的殘羹冷炙一起，被倒入垃圾桶而受到污染、難以回收，最終影響焚燒等處理？
在中國城市垃圾的三個關鍵問題——產生、流轉、處理中，包含分類在內的流轉環(huán)節(jié)可以被視作關鍵部分。
如果對其進行良好的設計和有效的引導，向上可以影響垃圾制造者的行為方式，向下則可以促進垃圾處理的無害化。
而現(xiàn)實中的垃圾流轉，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層面同時運行的兩個鏈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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