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最美季節(jié)的會議
中國共產(chǎn)黨自1921年建黨，共召開過11次三中全會。
新中國成立前僅有的一次，1930年在上海召開。是次全會，批評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“左”傾錯誤，基本上結束了李立三“左”傾冒險主義錯誤對全黨的統(tǒng)治。
其余10次會議均在新中國成立后召開，1950年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，是新中國成立后首次召開。
五年召開一次的規(guī)律，開始于1994年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。在此之前，兩次三中全會之間最長相隔有20年。如此長的間隔，和九屆三中全會因恰逢“文革”而并未召開有關。而最短的一次僅間隔了一年：在1977年7月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上，鄧小平復出，這是他三落三起人生傳奇的第三次升起，也是中國逐漸從毛澤東時代過渡到鄧小平時代的開端。這次以安排人事和揭批“四人幫”為主題的三中全會召開后僅一年，著名的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召開。
在官方正式公告和新聞中，并不提供有關三中全會的細節(jié)。從一些當事人的回憶來看，比較常見的兩個會議地點，是人民大會堂和京西賓館。
會議多在秋季召開，那是北京最好的季節(jié)。例外的只有三次，七屆三中全會和十屆三中全會在夏天召開，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則選在12月。
會期一般3到6天，只有擴大會議的八屆三中全會是個例外，這次以整風運動為主題的“大躍進”前奏會議，在中南海整整開了30天。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羅平漢認為，會議召開的時間可能和這個時候各項工作比較好總結有關，但應無特殊含義。
根據(jù)歷屆會議的公報，會議規(guī)模大約在兩三百人，參加者為黨的中央委員，也會有一些特邀人士列席出席。
關鍵文件如何起草
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，歷屆三中全會均會推出一個綱領性的改革文件（十三屆三中全會略有例外）。而十四屆后，這個文件的起草更具規(guī)律性。
文件由一個專門的起草組負責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工作。曾參與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起草的原國務院發(fā)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夢奎曾回憶，是由中央財經(jīng)領導小組為主的起草班子負責起草，最初的提綱和文本也要首先由中央財經(jīng)領導小組審閱。
中央財經(jīng)領導小組成立于1980年3月，取代了原有的“國務院財政經(jīng)濟委員會”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領導經(jīng)濟工作的議事協(xié)調機構，是中國經(jīng)濟的核心領導和決策部門。其成員由分管經(jīng)濟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、國務院領導成員和部分綜合經(jīng)濟管理機構的領導成員組成。
一般而言，中央財經(jīng)領導小組組長由國務院總理兼任，常務副總理擔任副組長。組成人員一般包括國務院副總理、國務院秘書長、國家發(fā)改委主任、財政部部長、央行行長、國資委主任、證監(jiān)會主席、保監(jiān)會主席、銀監(jiān)會主席等財經(jīng)官員。中央財經(jīng)工作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，即中共中央財經(jīng)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，簡稱中財辦，是中國經(jīng)濟決策的最核心部門。
有基本定型的輪廓后，文件交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審議，得到修改意見并再次修改后提交中央政治局審議，根據(jù)意見修改并形成征求意見稿后，下發(fā)全國各省、自治區(qū)、直轄市以及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、軍隊各大單位征求意見。此后根據(jù)各方意見的修改稿，還要再次經(jīng)過常委會的審議修改，才能最終提交大會審議。
1994年的那次，起草組集中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工作，王夢奎回憶了是次參加起草的人員名單，組長是溫家寶（當時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、中央書記處書記、中央財經(jīng)領導小組秘書長）。“沒有列入這個名單而參加起草工作的，還有外貿(mào)部的年輕人張松濤，是李嵐清同志推薦的。”
“據(jù)我所知，地方領導同志參加中央全會重要決定的起草，這是第一次?！碑敃r，時任上海市副市長徐匡迪參加了起草。此后，地方官員就常常參加。
從新華社披露的歷次文件起草紀實看，對起草工作的重視程度和起草組組長的級別日益提高。例如，前任總理溫家寶曾兩次擔任過起草組組長，直接領導文件的起草工作。第一次任組長時，溫只是中央書記處書記，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，他已是國務院總理，依然再次擔任起草組組長。
起草小組的文件，在經(jīng)過政治局常委的同意后，還需征求各個省份、部門和專業(yè)人士的意見。例如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征求意見稿，就總共收到138份報告和修改意見，包括30個?。ㄗ灾螀^(qū)、直轄市）、92個部門和16位老同志的。這些報告和修改意見，都轉到文件起草組認真閱讀和研究。
從十四屆開始，全會文件的起草，會專門召開一些專業(yè)人士的座談會，征求意見。當年10月中旬，先后召開了三個座談會，參加的有黨內老同志、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(lián)負責人以及無黨派知名人士、經(jīng)濟理論界專家學者。
除了上述言論管道，從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，除起草小組外，一些部委、研究機構還會接到上面派下來的研究任務，進行專題調研，為決策提供參考。
十四屆三中全會時，共組織了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委同志參加的16個專題調研組，分別就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(jīng)濟體制的指導思想和目標、現(xiàn)代企業(yè)制度、中央和地方的關系、所有制和國有資產(chǎn)管理、市場體系和運行機制、投資體制、財稅體制、金融體制、價格改革、社會分配制度、社會保障體系、農(nóng)村改革、科技和教育改革、對外經(jīng)濟體制，以及法制建設等重大問題，進行調研。
這些調研課題，最初全部由各個部委擔綱。例如十四屆三中全會的調研組即由有關部委牽頭，各組都由一名副部長親自抓，總共有三百多人參加。
后來則越來越向學術界開放，一些參與的研究機構也因此被稱為“官方智囊”，民間智庫的氣候也漸漸開始形成。（徐庭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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